Shenzhen深圳

袁庚，1917 年 4 月生，广东宝安人， 1938 年参加革命工作， 193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员、联络处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 1949 年后曾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

1978 年 9 月，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 被任命为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 那时他已经 61 岁，本已准备退休安享晚年， 但他仍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

1979 年 7 月 8 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开工。

疍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 深圳沿海自古除广府人、客家人、闽潮人之外， 还有这样一个小小族群。 他们以船为家，习于水性，断发纹身，崇拜龙蛇； 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

受歧视的具体程度， 深圳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原会长、民俗学者廖虹雷的记述： 当时陆地居民不愿与其往来，更不会相互通婚， 甚至要求渔民死后不能葬在高于陆地居民居住地和墓地的地方。 这一陋俗导致数百年来故去的渔民只能在沙滩草草掩埋。

一个必须写进去的区分（这里极容易弄错）： 「渔二村民」和「疍家人」不同。 老村长吴宜巧的回答很清晰：

「渔二村民农忙时仍在家乡耕作， 只在农闲时来到珠江口打鱼作业，并不在船上居住， 一个船 2—3 人配置，捕捞售卖后又返回海丰家中生活。 和吃住婚嫁都在船上的疍家人不同， 他们有些在家乡仍拥有村庄、祖屋、租来的耕地、祠堂等， 仍保留了祖籍地的方言习惯、习俗传统。」

而这两层意思的差别， 就是同一句「水流柴」指两种人生：

一种是没村子和祖屋的， 一种是有村子和祖屋的。 两者看起来都在水上漂， 但一个是「无处可回」，一个是「两头都有家」。 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就是一道选择题——问的是「你还能不能回去」。

2018 年公开数据：深圳至少 1100 万人住在城中村， 占实际人口一半以上。

这个数字需要停下来想一下。 1100 万人住进城中村， 而不是住在商品房、不是租公寓—— 是住在原来村民自己盖的房子里。

城中村是深圳最独特的一种城市形态， 别的城市没有。 它形成的原因很具体： 深圳扩张的速度太快， 而城市边界外圈那些原本是村的地方， 在一二十年里被城市包围了—— 村子没拆，人还在，但它忽然变成了市区的中心。

南头古城的改造时间轴本身就是一部难产史。

2017 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主展场选址于南头古城。 2018 年深圳市委全会确定将其打造为「十大特色文化街区」之一。 2019 年 10 月项目正式开工。 2020 年 8 月 26 日，330 米长的南北街示范段开街营业。 2021 年 2 月 7 日，东西街开放，「十字街」改造获得市民广泛赞誉。

从立项到开街，四年半。 而这还只是一条 330 米的示范段。

这座城市有两个深圳。

一个是深圳湾总部中心、平安金融中心、字节跳动总部所在的那个深圳—— 它出现在每一份城市宣传册上， 它的平均工资、它的 GDP 增速、它的专利数量。

另一个是 1100 万城中村居民所在的那个深圳—— 它的租金、它的学位、它的通勤时间。

两个深圳之间的距离， 用「水围村到平安金融中心的直线距离」来量是最直观的—— 不到两公里，但它跨过了整座城市的收入结构。

而这两个深圳之间的关系， 恰恰是深圳真正的机制—— 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 是市场自发形成的。

城中村提供了深圳大量劳动力的低成本居住空间， 而这个空间的存在， 是深圳产业能够维持竞争力的基础之一。 换句话说：城中村不只是深圳的问题， 它也是深圳的成本优势。

这才是最复杂的部分。 如果把城中村全部拆掉、全部改成商品房， 深圳的租金会涨， 那些依赖低租金劳动力的产业会迁走， 然后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会变。

所以这件事没有简单答案， 而所有想解决它的人都会立刻撞到这个两难。

2025 年深圳 GDP 38731.80 亿元，增长 5.5%。 三次产业结构是 0.1 : 37.4 : 62.5—— 二产占 37.4%，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北京上海， 也高于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

工业这边有一组很硬的数据： 2025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13232.34 亿元、增长 5.7%， 规上工业总产值与增加值连续四年「双第一」，占 GDP 比重稳定在三分之一。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7.2%，占 GDP 比重 43.0%。 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59.9%、 装备制造业占 72.6%、 先进制造业占 68.4%。 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43.1%、民用无人机增长 40.1%、 3D 打印设备增长 45.1%。

而最值得说的一个数字是： 2025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 2453.1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 6.67%， 跃居全国第一。 而深—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榜首。

服务业里两块最突出： 金融业增加值 5261.56 亿元、增长 12.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5244.68 亿元、增长 10.3%。 这两块加起来超过一万亿。

但有一组数字更能说明这座城的性质： 2025 年末常住人口 1824.85 万，比上年末增加 25.90 万， 增量暂列全国城市首位； 近三年累计新增 58.67 万人，年均净增 19.6 万， 无论年度增量还是三年累计增量， 均居已公布数据的大中城市之首。

一座城市最真实的指标不是它有多少钱， 而是今年还有多少人愿意来。 深圳 2025 年的答案是： 在全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开始回流的那一年， 它还净增了 25.9 万。

深圳有一个别的城市都没有的特点： 几乎每一个本地人都是外来的。

这座城市的「本地人」是一个比例极小的概念—— 原住民（本地户籍）占总人口不到 5%， 而户籍人口里也大部分是早年来此的移民。

这个结构造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性格：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归属感。

好的一面是效率—— 没有旧关系网、没有老同事、 所有规则都是新写的，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代价是没有人对这座城有义务。

你可以在深圳住二十年， 但你不会说「深圳的事」—— 因为你没有在深圳出生、没有在深圳长大、 你的父母不在深圳、你的童年不在深圳。

而这解释了很多现象： 为什么深圳的公共讨论总是「非此即彼」， 为什么在这座城里「深圳人」这个词总是带引号， 为什么很多人来这里是为了赚钱然后离开， 而不太有人真的把这里当家。

但也要说清另一半： 这座城市在四十五年里造出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它从一个只有两三万人的边陲小镇， 长成了常住人口 1825 万、 研发投入强度 6.67% 全国第一、 深—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榜首的城市。 而这一切是四十五年干成的 ——这个速度本身是人类城市史上的特例。

一座城市真正的品格，不看它有多少高楼， 看它愿意让多少人留下。 深圳 2025 年的答案是： 在全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开始回流的那一年，它还净增了 25.9 万。

深圳没有「深圳菜」。

这件事听起来奇怪，但它是必然的—— 一个 95% 以上人口都是移民的城市， 不可能有清晰的本地口味。

所以深圳的「美食」是分类的，不是风格的—— 按菜系分、按价位分、按场合分。 湘菜馆、川菜馆、潮汕菜馆、 粤菜馆、客家菜馆、日料、韩料、 咖啡馆、湘菜与粤菜的融合店……

但深圳确实有几样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是菜，是「吃法」和「场景」。

第一样是「早茶不必等到早上」。 深圳的茶楼从早上六点开到深夜， 商务谈判、退休社交、亲子消磨都在同一张桌上。 这种全天候的茶楼是深圳独有的密度。

第二样是「打工人套餐」这件事被做到了极致—— 写字楼底下的快餐店、 15 元的盖浇饭、20 元的猪脚饭、 以及各写字楼食堂之间的「内部比价」。

第三样是潮汕与客家在深圳的特殊地位—— 因为这两拨人本来就是最早的移民。

南山（科技园、后海、深圳湾）——互联网与科技公司集中， 房价高，通勤方便。 福田（车公庙、会展中心、上下沙）——金融与商务中心， 交通枢纽。 罗湖与龙岗——生活成本低很多，通勤时间长。 不建议第一次来住宝安机场附近—— 虽然便宜，但离核心区远。 如果打算长住，城中村是深圳最真实的选择—— 也是了解这座城市成本结构的唯一方式。

地铁是主干，网络发达但通勤时间长是常态—— 高峰期从龙岗到南山可能超过一小时。 去大鹏半岛需公交或自驾，路程较远。 共享单车在深圳很实用，但城中村内部巷道复杂，容易迷路。